红旗文稿：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根子在政府和国企的高收入吗？
来源：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浏览量：
宣布时间：2013-03-21
一、问题的提出
一些人认为，政府部分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的连续上升，挤占了居民收入。垄断国企的高人为又导致居民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相应地，这些人认为，收入分派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革新、减少政府权力。这些看法的理论体现是“国富民穷论”。笔者并不否定政府收入增幅凌驾居民收入增幅、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人为差别扩大、国企内部人为差别扩大的事实。笔者要批驳的是那种把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并提出收入分派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革新、减少政府权力的“国富民穷论”。
当我们考察收入分派扩大的主要原因时，如果不比较政府部分和企业部分收入份额变换状况，不区分资本要素中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差池比国企内部人为差别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内部的人为差别，就把政府收入增长快和垄断国企人为高视为收入分派扩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考察显然是不敷全面的，基于这样的考察所作出的结论也是武断的。本文通过企业部分与政府部分收入份额增长状况的比较剖析、国企与非公企业收入份额变革情况的比较剖析、国企与非公企业人为差别的比较剖析，以及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剖析，来回覆上述问题。
二、各个部分及差别所有制企业收入份额变换状况的比较剖析
�。ㄒ唬┢笠挡糠钟胝糠质杖敕荻钤龀ぷ纯龅谋冉�
总体而言，近10年来，在中国国民收入分派花样中，企业和政府部分所占份额逐渐增加，居民部分所占份额不绝减低。进一步比较企业和政府部分的收入份额增长状况可以发明，企业部分的增幅大于政府部分的增幅。凭据郭庆旺、吕冰洋（2010）整理的1995-2007国民收入分派花样变革表格，在首次分派领域，企业部分的收入份额从1995年的19.7%上升到2007年的22.6%，提高4.9个百分点。政府部分的收入份额从1995年的15.2%增加到2007年的19.5%，提高4.3个百分点。（《中国税收担负的综合剖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2期）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测算标明，1996 至2005年间，在首次分派阶段，企业和政府部分划分提高了7.49个和3.21 个百分点；通过再分派，企业部分下降了1.16 个百分点，政府部分相应上升了3.17 个百分点。总的看来，企业和政府部分对居民部分收入占比下降孝敬各占一半。两位作者的盘算还发明，中国企业部分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高于政府收入，仅在2007 年首度低于政府部分，故中国国民收入分派花样中更突出的问题很可能是企业部分收入占比过高。（《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派花样剖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ǘ┕杏敕枪笠凳杖敕荻畋涓锴榭龅谋冉�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条件，笔者在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作为参照指标，来比较剖析公有与非公企业收入份额的变革情况。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且49%的国有资产漫衍于工业行业之中；经过1998—2003年“抓大放小”的国企革新之后，国有经济已从中小企业层面全面退出。这些前提在一定水平上包管了比较结果的可信度与可靠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于2009年指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005年的44%下降至2009年的29%。经笔者盘算，规模以上公有工业企业利润份额于2010年小幅上升至22.8%之后，于2011年下跌至21.3%，非公有制企业份额则上升至78.7%。与国企利润份额下降形成比照的是，2009-2011年三年间，国有企业所交税费占全国财务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革。因此，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税费担负，国企收入比重进一步降低。
表1 2009—2011年规模以上公有工业企业利润份额与非公企业利润份额的比较
|
|
利润加总 （亿元） |
公有企业利润 （亿元） |
所占比重 % |
非公企业利润 （亿元） |
所占比重 % |
|
2009 |
36309 |
8059 |
22.2 |
28250 |
77.8 |
|
2010 |
55274 |
12613 |
22.8 |
42661 |
77.2 |
|
2011 |
67099 |
14302 |
21.3 |
52797 |
78.7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其中利润加总系各年1-11月所有类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数额的加总。公有企业利润系各年1—11月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数额的加总。非公企业利润系各年1-11月规模以上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利润数额的加总）
表2 2009—2011年国有企业所交税费占全国财务收入的比重
|
|
所交税费 （亿元） |
全国财务收入 （亿元） |
所占比重 % |
|
2009 |
29670.9 |
103740 |
28.60 |
|
2010 |
24399.1 |
83080 |
29.37 |
|
2011 |
19400.6 |
68477 |
28.33 |
（数据来源：国家财务部。所交税费系各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交税费总额；全国财务收入系各年1-12月全国财务收入总额）
从上述企业部分与政府部分收入份额增长状况的比较以及国企与其他类型企业收入份额变革情况的比较中可以发明，在宏观国民收入分派花样中，中国企业部分收入份额增长最快，政府部分次之。在企业部分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份额呈明显下降趋势，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所交税费占全国财务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这一趋势越发显著。因此，从宏观国民收入分派花样的角度看，中国收入分派差别扩大主要源自企业部分，特别是企业部分中非公企业收入份额的快速提高。
三、对工业与企业层面收入差别扩大的影响因素的比较剖析
�。ㄒ唬┕ひ挡糠掷投杖敕荻罱档偷闹饕�
由于前述数据可得性条件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职位，笔者在此仍然基于工业部分行业层面的数据来剖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翁杰、周礼（2010）将劳动收入份额变换幅度剖析成两部分：其一，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换对整个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变换的孝敬，也即“收入份额变换效应”；其二，行业产出结构的变换对整个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变换的孝敬，也即“行业结构变换效应”。两位作者利用1997-2008年中国工业部分行业层面的数据测算后发明，1997-2008年，导致整个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各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而非行业产出结构的变换。收入份额变换效应为7.08 个百分点，而行业结构变换效应仅为0.19个百分点。前者的效应抵达97.4%，此后者的效应仅为2.6%。（《中国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换研究：1997—2008》，《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4期）
�。ǘ┕笥敕枪笠凳杖氩畋鸬谋冉�
国企与非公企业人为差别的比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差别所有制企业内部收入差别的比较；其二是差别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关于第一个方面，夏庆杰等（2009）使用分位数回归要领考察了差别所有制企业的人为漫衍。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1999 年和2002年外企和国企的人为差别随着人为漫衍从低到高的变革而扩大，（《经济转型期间城镇人为支付结构的变迁》，《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标明外企内部职工间收入差别大于国有企业。杨娟等（2011）利用最新宣布的CHIP—2007和CHIP－2002剖析了2002年到2007年中国城镇差别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差别。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标明，外企人为漫衍图的宽度大，说明其漫衍疏散，内部收入差别大于国企。公有部分收入差别的漫衍相对均衡，私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别主要来自低收入者。（《中国城镇差别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别的变革趋势》，《经济学》2011年10月）
关于第二个方面，杨娟等（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02年到2007年的５年间，公有部分年总收入和小时人为增加得最慢（国有企业增加了88％—92％，政府机关增加了62％—63％）。与此形成比照的是，集体企业和私有部分人为的增加幅度均凌驾110％，外企也增加迅猛（118%），到2007年外企总收入在种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中位列第一。（同上）
国有垄断行业的平均人为高，以及国企革新后国企内部的人为差别扩大简直导致了行业之间的人为差别以及国企内部的人为差别，不过上述对工业与企业层面收入分派扩大影响因素的比较剖析标明，二者并非导致收入差别扩大的主要因素。首先，对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变换进行剖析后的测算结果证明，行业结构变换，也即行业之间的差别对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是各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岂论垄断行业照旧竞争行业。由此，可以在理论上推论，如果降低垄断行业国企的职工人为，那么工业部分劳动收入份额将进一步降低。从这个角度讲，垄断行业国企的高平均人为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大效应大于其扩大行业之间人为差别的效应，从而在整个工业部分层面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别�；痪浠八�，是垄断行业国企职工人为过高？照旧竞争行业非公企业职工的人为过低？应该说后一个问题才是症结所在，是非公企业职工的人为过低才显得国企职工人为高。事实上，各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都在降低，如果要使劳动收入份额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也即劳动收入增长能与企业利益增长坚持一致，那么不但不可降低国企人为水平，还应继续提高，而非公企业普通职工人为水平则需要大力提高。
其次，虽然国企革新后国企内部的人为差别扩大了，可是非公企业内部的人为差别仍然高于国企，特别是外资与合资企业。如果把企业内部的人为差别作为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一个影响变量的话，那么恰恰是因为国有经济份额的不绝缩减，国企就业的比例不绝减低，而国企内部的人为差别又小于非公企业内部的人为差别，才致使工业层面、宏观层面的收入分派差别不绝扩大。钱晓烨、迟�。�2011）关于所有制结构对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地区差别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2000年以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对劳动酬金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外资经济比重对劳动酬金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第一工业比重高、国有集体经济占比高的省份首次收入分派越发向劳动者倾斜。而第二工业兴旺、外商投资占比高的地区，经济的产出则更多地分派给了资本。（《国民收入首次分派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别》，《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四、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实质原因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处于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职位。私有化革新推动资本所有权向少数人集中，而资本所有权结构决定分派结构，因此不加任何限制以及限制水平不敷的市场经济势必会泛起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情形。中国已往30多年来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机械设备、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矿山乃至文物资源等有形资本源源不绝资本化的历程。（《资本化在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5期）资本化收益分派的不均衡性造成收入分派差别的不绝扩大。当我们回首中国经济资本化历程的三个阶段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存量资本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国家让渡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租借土地，以公粮为对价）。土地使用权的隐性资本化与解除束缚后的农民相结合，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分享了资本化收益，虽然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增长了，可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显著减少，所以中国总体的贫富差别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缩减。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启动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进入经济存量急速资本化扩张阶段。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资本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都会化加速带来的土地价值重估为主导的资本化。在经济资本化的第二阶段中，职工未加入原国有机械厂房资本化的历程，而是在被一次性地买断工龄之后就脱离了与这些生产资料的联系。在第三阶段，农村集体不再是土地资本化的主导力量，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以后也不是转入与外地成员有关联的集体积累，而是在一次性的征地赔偿后就使农民脱离了与自己土地的联系。（《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革新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剖析》，《治理世界》2010年第4期）职工和农民不但未能分享资本化收益，还因为大规模的下岗和土地的无偿或廉价征用而成为这两个阶段资本化的牺牲者。结果贫富差别由80年代的缩小转为扩大，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开始下降，在1995—2006 年间从59.1% 逐年下降到47.31%，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79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03 年到2004 年间，更是陡增了5.2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的要素分派：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五、停止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基础举措
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实质原因是不公正的工业关系带来的资本化收益分派的不均衡性，所以停止收入分派差别扩大的基础和久远举措还在于形成相对公正的工业关系，让中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经济资本化收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公正的工业关系的微观基础是运行良好的公有制经济，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寄义。
1.在做强国企的同时增强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接纳了公有资本的形式，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疏散”的革新历程中，公有资本又是通过行政性委托署理制进行资本化运作的，保存署理者将公有资本收益化为本企业利益甚至其个人利益的可能。这一问题，除了增强监管之外，还可以通过划定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比例来解决。2009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央企利润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保账户的划定。一些学者和媒体指出，这个比例并未落实，上缴的数量仍然太少。笔者并不否定这一点，如何落实以及什么比例合适都是可以探讨的。不过，由此而得出只有继续私有化国有经济才华缩小收入分派差别的结论，就属于偷换看法了。要让居民享受国有资产的收益，做强国企与增强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力度，二者不可偏废。只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无法体现国企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功效和目的。可是，一方面要求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另一方面又继续缩减国有经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2.在重振集体经济的同时形成中西部自我资源资本化机制
翻开中国经济地舆国界，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如果以“黑龙江爱辉——云南腾冲”为分界线，可以发明70%以上的资本集中在该分界线以东，70%以上的资源集中在该分界线以西。已往30年一直是东部的资本把中西部的资源资本化，资本化增值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外地，并且还往往由下层领导掌控。于是，东部都会的富人和西部农村的穷人成为中国收入分派的两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工业的梯度转移，可以预见，未来西部将有更多的资源进入资本化进程。如果在这一进程中，仍然沿用东部资本把中西部资源资本化的方法，那么中国的贫富差别只会继续恶化。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两个层面都下功夫：其一，形成中西部自我资源资本化机制；其二，重振集体经济。仅有第一点并缺乏以包管缩小贫富差别，因为如果资本化的主体是结构化的工业资本，无法建立与外地福利的直接联系，那么工具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有所缓解，而西部内部的贫富差别将越发严重。
（本文章摘自2013年《红旗文稿》第五期 作者：陈硕颖）